《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美]帕特里克·格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年2月出版，吕昭、杨光译，页，64.00元一现代史学诞生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它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被构想和发明出来，之后在民族史学中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在获得成功的同时，它散发的民族主义毒气却从学界和政界蔓延开来，最终渗透进大众的意识。祛除这种意识成为令当下历史学家望而却步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族的神话》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J.Geary）自觉的努力，作为中世纪早期史的历史学家，他似乎在专业上更有义务去面对这个难题。
这当然与罗马帝国晚期和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历史格局休戚相关。按照“野蛮人入侵”（theBarbarianInvasions）的古老叙事，晚期罗马帝国这本身算不上铜墙铁壁的政治统一体被北方的日耳曼人穿凿而过，分裂成大小不一的政治体，或者说野蛮人的王国。这种叙事并非是现代的，它源于公元八世纪，比如写作《伦巴底人史》（HistoriaLangobardorum）的伦巴底历史学家保罗执事（PaulusDiaconus）就这样认为。另一份更明确的证据是一位匿名作家写作的圣徒传《国王圣西吉斯蒙的痛苦》（PassiosanctiSigismundiregis），这份文献认为，在提比略皇帝时期，就有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到莱茵河沿岸。而到了瓦伦提比安皇帝时期，这些人的后代以野蛮的方式入侵了臣服于帝国的人民和土地。这种“野蛮人入侵”的叙事一直持续到现代，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Momigliano）便认为罗马的衰亡是因为被征服，日耳曼民族因军事上更强的战力占领了帝国西部。
然而到了上世纪末，以奥地利中世纪史学家赫维希·沃尔夫鲁姆（HerwigWolfram）为代表的中世纪史学界用“种族迁徙”（theEthnicMigrations）的话语取代了“野蛮人入侵”的叙事，或者说，从“全球化和人口迁徙”这样中性的视角去看待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交往史。那么，历史学家的切入点自然从军事、战争和政治统治转向更社会化的主题，如族群、共同体、认同、身份、融合和割裂等。毫无疑问，帕特里克·格里便是沿着赫维希·沃尔夫鲁姆开辟的道路来写作这本书的。
格里认为，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尝试借助语言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在地图上描绘出族群的特点，但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些计划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族群观念是人们思想的产物。格里在书中并未特别强调和解释他本人以什么标准来区分族群，但他援引了欧洲人继承于古典时期和《圣经》中关于社会群体的类别划分，把人类分成“法律性”和“血缘性”群体，前者以法律和忠诚为基础，由历史变化的过程为转移，后者以血统、习俗和地理为基础，不以历史变化的过程为转移。
作为一名法律史学者，本人对“法律性”群体、对“法律能否以及如何塑造族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