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音乐史上，被正式誉为“人民音乐家”的作曲家只有三位，即聂耳、冼星海和施光南。其中，聂耳的地位最为特殊，这不仅因为他是在最短的生命中谱写出最多优秀作品的音乐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
古往今来，中国年轻时成名的文艺家很多，但在这些名家当中，像聂耳这样年轻就离开人间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个。唐代大诗人李贺早死，但还活了27年，聂耳逝世的时候，还不到24岁。
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一生非常短暂，然而，他对我国音乐的影响却会相当久远。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他适应着历史发展的要求，为我国音乐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和时代、和人民密切结合，用无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指导创作。他的作品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斗争和群众革命的思想感情，闪烁着时代的光辉。无疑，这些作品是属于我国音乐宝库中的瑰宝，会长期受到人民的珍爱，并给音乐家们以重要的启发。聂耳是云南昆明人，原籍玉溪，年2月14日生于一个中医家庭。他从小受到优美的民族音乐的熏陶，幼年便学习笛子和三弦等民族乐器。20年代末，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进行地下的革命活动。后来得知当地反动政府要逮捕他，便于年7月逃到上海，在同乡的商号中当店员。年5月考进明月歌舞团，通过自学和向团中的提琴手学习，音乐业务有了一些提高。年8月，他退出“明月”去北平，曾向托诺夫(Tonoff)学小提琴；11月回上海进“联华”影片公司，任音乐股主任等职；年4月人“百代公司”做收音工作。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一方面是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聂耳积极地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他与吕骥、任光、安娥等同志参加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英勇斗争。从年起，他便严肃地、认真地考虑一个大问题：“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怎样才能创造出“能够兴奋起、鼓动起劳动群众的情绪”的音乐?这是时代提出来的大课题。聂耳认为：“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和作曲家的新的态度。”“接受革命的作曲家们，要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他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革命歌曲，这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雄壮的歌声，他代表群众、代表民族呐喊，开创了一代乐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他不幸于年7月17日溺死在日本千叶海中。
《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作于年，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响亮的号角。当某些人把中国人民看做是东亚病夫、或把中华民族看做睡狮的时候，聂耳以他真实而深刻的体验，创造出雄壮豪迈、坚决有力的曲调，把中国人民表现为万众一心英勇战斗的人民，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不屈的、斗争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形象，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语言非常新颖，显出时代的光彩；它的结构生动而严谨，具有时代的创造性。它是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相结合的一首非常精炼的音乐作品，最有代表性的群众歌曲之一，因而在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是我国第一个成功地塑造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在聂耳的歌曲中，工人阶级不是一般的受压迫者的形象，而是觉醒的为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而英勇斗争的英雄形象，是对自己阶级的前途有坚强的信念的光辉的形象，是压不倒、打不散钢筋铁骨式的雄伟的形象。《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都是成熟的、杰出的作品。《开路先锋》是影片《大路》的插曲，作于年，孙师毅词，借“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形容三座大山压迫，歌曲着重抓住“轰”和“开”的形象，把工人阶级轰掉三座大山、开创新世界的气派形象化地表现了出来。以主大二和弦音为骨干，适当参以ReLaFaSi音，色调非常明朗，变化相当丰富，显得很灿美。节奏有疏有密，密处常带附点，活泼而有力，疏处常配高音，开阔而豪放。全曲由五个小乐段组成，这些乐段是连贯性的，不是对比性的。乐句多是对偶句、呼应句，然而，它的句法最主要的特征是长短句，是长短句的对偶句、呼应句，因而显得格外生动活泼。它的音乐语言可以说是崭新的，处处闪出光彩，表现一种焕发的精神，一种充满着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而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聂耳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10天后，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他开始思考怎样把音乐与革命结合到一起。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被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年是我的音乐年。”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得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旋律打动了异域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