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疗效好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虽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经济理论家，少年时的他感兴趣的却是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管理史。米塞斯上高中的时候，经济历史学派倡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正在德语国家大行其道。米塞斯对此十分反感。在早期对历史的钻研中，米塞斯沮丧地发现许多历史研究不过只是重述*府的官方文件；年轻的米塞斯对历史研究中的国家中心倾向深恶痛绝。他想记录的是真正的经济史。对此，米塞斯他的自传中写道：
对历史知识的强烈兴趣，让我迅速觉察到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不足。它并没有在解决科学问题，而是沉迷于赞美普鲁士*府的*策，并为独裁*权开脱。德国的大学属于官方机构，教员都是公务员。教授们清楚自己工作的公共服务性质，也愿意把自己看作普鲁士国王的仆人。
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之交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的专业导师，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格林贝格（KarlGriinberg）是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一员，倡导国家主义，对劳工史、农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格林贝格同时也是德国经济历史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FriedrichKnapp）的追随者。克纳普认为货币纯粹是*府设计的产物；他的相关作品是这一观点的经典著作。科纳普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经济史中心与许多自己的学生从事研究。研究主题通常是农民是如何在不同的德意志诸侯国里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格林贝格教授希望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类似的中心，所以他安排自己的学生去调查在奥地利不同省份农奴制的废除情况。年轻的米塞斯被分配去调研自己的家乡加里西亚。米塞斯为这一研究所写的著作在年出版。后来再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感叹道，由于采用了科纳普·格林贝格的研究方法，“这本书最多记录了*府的*策措施，而不能算真正的经济史。”他的第二本历史著作有关于奥地利儿童劳工法律。米塞斯认为第二本书“好不了多少”。
尽管他对经济历史学派倡导的国家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心存芥蒂，那时的米塞斯还未开始发掘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学的最初几年，米塞斯虽然很快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仍然是个偏左派，赞同国家干预。他加入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教育社团，投身到实际中的经济改革中。三年级的时候，米塞斯在尤金·冯·菲里波维（EugenevonPhilippovich）教授的指导下调查了当地住房情况，并在随后一个学期中做了些刑法方面的研究，调查有关家佣的法律变化。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学习当中，米塞斯开始意识到法律改革有时是适得其反的，而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年圣诞假期前后，米塞斯阅读了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第一次开始接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开始理解与自己先前观点完全相反的经济学理论和自由主义。再加上他亲身观察到的干涉主义的无能，米塞斯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
米塞斯接下来推出了两本经济史的著作，并在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的他遇到了行将困扰自己一生的问题：学术界拒绝给予他一个全职付薪的工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米塞斯长期被迫从事*治经济学的实用研究，他依然凭其多产和才思，在知天命之年在经济理论和哲学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总的来说，中年以前的米塞斯只能在业余时间钻研经济学理论，撰写他那些伟大且极富影响力的书籍和论文。要是他能像其他学者一样享受休假，而在工作时间全力钻研理论，他的成就无疑会更伟大，而世界也会大大地收益。米塞斯自己也说他在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研究计划，往往受制于空闲时间的缺乏。他伤感地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做这些研究。自从完成学业以后，我就找不到时间徜徉在文献和图书馆中做学术。”
米塞斯的博士是在维也纳大学的法学院取得的，所以在年后的几年里，他在各种*府部门、商业机构和刑事法庭担任职员，并成为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除此以外，为了以后的教职做准备，米塞斯开始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高年级讲课，教授经济学、宪法以及管理。他的这份兼职一直做到年。那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本重要著作。
从年到他二十年后离开奥地利这段时间，米塞尔的全职工作是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经济分析师。在奥地利，商会类似于“经济议会”，由*府设立，代表由商人选举产生，由国家财*出资赞助。商会向*府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其权力的中心是代表大会，由各级地方和省份的商会代表组成，并配有相应的委员会。向商会和代表大会建言的专家，会被召集到各级商会的秘书处。二十世纪之交，在维也纳商会（奥地利最重要的商会）秘书处工作的经济分析员，都是奥地利*府重要的经济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米塞斯在商会半官方的位置上小有成就，成为当时*府主要的经济顾问，为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赢得了不少胜利。
货币与信用理论
年，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弗里希（KarlHelfferich）在他关于货币的著作里向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项挑战。他指出，尽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如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他们的信徒们，在分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上（也即“微观经济学”）颇有建树，但他们还未能真正解决地货币问题。边际效用理论还没有被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货币被继续放在“宏观”的大框架下，与效用、价值以及相对价格严格区分开——这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即便是货币学派的李嘉图和美国的费雪所著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价格水平”和“流通速度”这样的集合概念上下苦功，完全忽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
要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进行拓展，需要克服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中的循环论证”。循环论证的问题如下：我们可以很直白地理解对消费品的需求的来源。消费者发现商品，衡量商品，并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排序。商品对于不用消费者的效用互相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间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个框架在分析货币的效用和需求上捉襟见肘。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个人之所以会在账户里持有货币，并不是为了存放本身，而是为了购买其它产品。货币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不能被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疏导市场交易。因此，只有当货币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者价格，市场才能产生对它的需求。对于消费品和服务来说，需求在价格之前，需求决定价格。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存在于需求之前。事实上，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以货币已有既定的价值为前提的。用需求的因果关系解释货币的价值，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
年，博士毕业的米塞斯决定应对赫弗里希的挑战。他的任务是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在货币上，以解决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的循环论证问题。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心投入到货币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米塞斯最初的研究成果是三篇在-09年间被刊载的学术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德国的期刊，一篇发表在英国《经济学期刊》（EconomicJournal）上，讨论的是外汇管制和奥匈帝国的金本位制度。在写作期间，米塞斯逐渐树立起一个与当时的主流论调相悖的观点：货币膨胀是贸易收支逆差的罪魁祸首，银行信贷不应该为了满足所谓的贸易需求而进行“弹性”变化。
米塞斯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认为奥匈帝国在原则上可以回归到黄金兑换制度，并指出这是现存制度的必然逻辑结果。米塞斯的观点在货币膨胀、低利率以及低汇率支持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遭到了奥匈帝国银行（奥匈帝国的央行）的强烈反对。帝国银行的副主席甚至暗示要给米塞斯一点小恩惠来缓和他的立场。几年以后，米塞斯从财*部部长庞巴维克那里得知央行愤怒反对金本位制度的原因：黄金的合法赎买很有可能使央行失去投资外汇的权利。央行利用这些投资的利润，积聚起了一大笔隐蔽的非法公关基金，用来向官员、*客和有影响力的记者行贿。银行害怕失去这项公关基金，进而指示它们的受贿对象——经济学杂志的出版人——坚决反对米塞斯的提议。
在这次事件以后，米塞斯决定不再揭露论辩对手的腐败之处，而专心辩驳对方的错误逻辑和论点。这项决定贯穿他在奥地利的职业生涯。米塞斯将反对者视为客观公正的学者，虽然是出于高尚和克制的立场，实际上起到了为腐败开脱的效果。最最起码，米塞斯在公共辩论中给了对手不应得的社会地位。假设公众得知*府干预经常伴随着腐败，那么国家主义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就更容易被拉下神坛，米塞斯一生中与国家主义者史诗式的搏斗也许会更加成功。也许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效果会更好：自由主义者可以既指出国家主义者在经济理论上的缺陷，也向大众揭示取消*府特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
年，在完成了初步调查以后，米塞斯开始写作他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在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sdesGeldesandderUmlaufsmittel）的名字出版。自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分离后，本书第一次将宏观和微观再次统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此，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终于可以人类个体行为进行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并完美地将货币整合到市场经济和个人行为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为上的。他因而能够揭示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的缺陷。货币数量论是当时英美学界的主流，缺点是有其机械僵化的一面：货币量的增长并不像数量论者所想的那样，能在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自动将“物价水平”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恰恰相反，货币量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收入和价格。这里，米塞斯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的。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