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国王的新衣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 [复制链接]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治系教授。

[内容提要]逻辑实证主义指导下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本身就披着“国王的新衣”，他们标榜自己的知识活动最符合科学准则，而完全无视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理论与科学史研究的长足进步。在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之后，逻辑实证主义早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它的科学哲学理论严重误解了自然科学知识活动的本质。这种方法论上严重的脱节和滞后状态，导致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出现各种偏差，更是无力回应当前历史结构的剧烈变化与西方社会*治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知识挑战。

[关键词]逻辑实证论；库恩；科学革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科学研究纲领；科学实存论

第一讲、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

利用简短的三堂课，能够跟各位谈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琢磨很久，我想谈一个非常基础，也非常核心层次的议题，这个议题对在座的有些同学来讲，可能稍微艰深了一点，抽象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既然到了博士班，追求学问就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不能朦朦胧胧地接受现有的知识与理论，你自己要能够在知识的源头上有一定的方法论素养。它不只是一种技术层次的研究方法，而是最深层、最根本的方法论，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科学哲学。我想在这个领域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我的这个介绍不是从当前西方主流*治学的视野来看。西方社会科学很多元，也不是都有同一脉学术传承、同一个方法论的源头。不过单就西方主流的学术潮流而言却很清晰，它一直在追随一个指导纲领——我们把它称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positivism）的科学哲学。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甚至可以说延续到了今天。对于这样一个知识发展脉络，这些年在很多社会科学中，包括社会学、*治学，还有人类学，都有很多反思。而且其中最能让人产生困惑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这两个基础领域，从60年代开始已经有很多突破性的发展，对科学知识活动本质有全新的认识。可是这些发展和全新的认识却没有影响到主流社会科学，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主流社会科学也希望成为科学，因此更希望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参考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理论，来帮助我们了解和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活动才符合科学的要求。

但是社会科学却是把自己溯源到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科学哲学对知识活动的理解，对60年代以后的所有理论更新与发展居然完全漠视。这个想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它确是今天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真正面貌，的确处在这样一种很特殊的脱节和滞后状态，而且这一状态本身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会带来很多偏差，甚至为其带来不好的后果。所以我这几次的讲课就刻意用这个比较有争论性的题目：《国王的新衣——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

我先以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件作为契子来谈。年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了每年一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是一个由德国主导的最高规格的安全议题论坛，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府首脑都会参加。这个论坛的主办单位是一个民间智库，也邀请欧洲以外的一些重要国家的*府领导人，特别是和外交、安全、国防有关的领导人。所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也受邀去参加了这个论坛，美国的副总统迈克·彭斯也在论坛上发表演说。此外，还有企业家、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资深新闻人、顶尖科学家以及智库负责人等。

年会议的主题很特别，如果是以前，很难想象慕尼黑安全会议会以这样的角度来诊断今天的世界。会议主题是“世界秩序正在解体，谁能够把跌落满地的零件重新组装”。会议是没有结论的，因为与会者认为当时拆解世界秩序的源头之一就是特朗普，以前美国是这个体系的建构者、领导者，现在反而变成一个破坏者，主动拆解各种全球的多边体制和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国际规范。

不但美国在拆解，还有很多其他力量也在裂解世界秩序。与会者忧心的是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去扮演好这个维护、补强，甚至是重振的角色。虽然德国已经是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但是德国也不认为它能扛起重担，何况德国的主流*治势力现在已经岌岌可危。默克尔作为德国总理即将退休，她的**在国会里面的席次节节败退，所以德国*坛也酝酿着非常不确定的权力重组。

慕尼黑安全会议很特殊，以前这个会议，美国跟欧洲是主角，它们有历史上的文化联系，还有战后紧密的特殊*事同盟与经济伙伴关系。所以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这个会议的主旋律是美国和西欧的盟友在会议上互相推崇对方，然后重新强调彼此的海誓山盟，重新高举它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责任，然后讨论它们应该如何合作并一起去处理很多的全球议题，如地球暖化、核武扩散、恐怖主义等。年却完全不一样，美国领导人的发言和德国总理的发言与欧洲很多国家领袖的发言是针锋相对的。

迈克·彭斯是主要的主题演讲者之一，一开始他说“我今天带来了特朗普总统对与会嘉宾的诚挚问候”，然后他停顿三秒钟，期待掌声响起，结果台下却是一片沉寂，他只好尴尬地继续演讲。当然，我故意要讲这么一个戏剧化的画面，是想和各位说，现在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秩序安排，在这几年里面都出现了极为剧烈的变动，而且未来非常不可知。我可以给大家做几个大胆的、关于未来的可能性预测。

第一个，欧盟未来十年还会不会存续？不确定。英国脱欧，而欧洲很多国家中都有强大的脱欧势力。例如意大利反欧盟的非主流**已经变成执**、执*联盟。第二个，许多战后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有着同样很不确定的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部在10年以后、15年以后还会不会在华盛顿？不确定。有人说可能吗？美国生来不就是世界的领导者吗？所有这些战后的重要国际体制都是美国建构的，所以IMF的总部应该永远在华盛顿，其实未必。根据IMF最早签订的议定书，是以股权最大的国家的首都作为IMF的总部所在地，而美国并不一定永远是IMF最大的股东。第三个，联合国总部会不会继续在纽约？从10年、15年、2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也没有人知道。现在美国各界都有退出体制的声音，因为美国已经不再能主导联合国，而且经常在重要表决上成为少数。美国退出了许多联合国的专业机构并积欠巨额的会费，又经常漠视、抵制联合国机构的权威，此外，美国还对前往纽约总部开会的很多敌对国家的官员，在外交护照签证上进行刁难。以上诸多事实，使一些国家在倡议重新考虑联合国总部是否应继续设立在纽约。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处在一个巨变时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认识——我们现有的很多主流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很难去解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这些理论不能预期且难以解释世界正在发生的各种不同的秩序重组。这意味着我们要去迎接这样的时代，我们要做很不一样的知识准备，我们可能需要一种相当不同的理论视野以及研究策略才有可能以更为有效的知识途径来应对这样一个巨变时代，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不能因循过去比较熟悉的那些学术路线和它们所产生的知识成果。后“冷战”时期出现的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根基全面松动，第三波民主化全面退潮，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遭遇社会弱势群体的反扑，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难以为继，中国发展模式打破了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话语权的独占，这些百年不遇的历史巨变倒逼我们去探讨我们的知识体系与时代的关联性在哪里，我们过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径能否回应这样的知识挑战。

这里，我特别要说的就是最根本的改变——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中国在这里是领头的。对于我们过去熟悉的世界秩序来说，中国的再兴是一个根本性的催生与重组力量，而且它会给全球秩序带来根本和全面的改变。有很多历史趋势现在正逐渐地形成，而原来熟悉的历史趋势也在出现逆转和反转。比如过去30年，我们都非常习惯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但此时此刻我们知道，过去30年走的那条全球化的路径和模式，现在已经遭遇到了*治和社会的巨大抗拒。很多国家和*府甚至被迫开始采取一些逆全球化*策，以应对原来的全球化框架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冲击。

像我刚才讲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与会者担心美国主导的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可能也走不下去了。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国际秩序的国内支持基础，即对外的各种承诺，需要国内有很牢固的共识来支撑。原有的社会共识解体了，那很多国家就要退出或者无法继续履行这个国际社会中很多的义务或承诺。美国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用中国话叫“退群”。美国要“退群”，不再参与过去曾经长期参与或倡导的那些多边体制和规范。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民主体制将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但接下来我们就发现第三波民主化已经开始明显退潮。现在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作为自由主义的源头同样面临着挑战，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体制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福山自己也不再提“历史终结论”，反过来他开始关切美国的民主衰败与治理危机问题。很多新的经验研究都已经开始指出这样的可能性，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是根深蒂固的，怎么可能会出现危机呢？几乎所有的比较*治学理论都不认为这会发生。可是现在这些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不能排除。与此同时，很多原有的民主化理论也面临重大修改。

就在不久之前，欧洲国家还都认为欧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超越主权国家框架的人类社会制度实验，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欧盟本身的命运也已经变得不确定，它也可能逐渐地剥离和解体。为什么历史趋势会出现全面转折，而且未来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秩序将慢慢结束，非西方世界会全面崛起？虽然过去几十年所谓七大工业国主导全球经济秩序是一种共识，但很多智库已经开始预测未来世界将会发生变化。首先，它会过渡到G20，很多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会和原来的G7共同协商全球范围的各种重大议题，以及对全球经济议题中需要建立及修改的规范和秩序进行共同商讨。其次，很可能在其中倡议改革并促成制定新规则的主要动力会来自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seven，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印尼、墨西哥和巴西。这种变化在以前没有办法想象。E7跟G7会很不同，因为E7是从过去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迈向发达国家，走过很不一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路径，而且它们的文化背景，即一些宗教的或者是伦理的、核心的价值观，未必和西方一样。所以它们对很多全球事务，对什么是更合理、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有不同的诉求。这会对世界秩序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当然也会带来摩擦和冲突。

过去所有的全球性多边体制都是美国带头创建的，通常欧洲跟随美国。但现在亚投行（AIIB）出现了，从战后整个国际关系史来看，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是一个分水岭。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为首的、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专门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提供长期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它居然能在美国缺席而且强烈抵制的情况之下顺利成立。当年美国用尽力气封杀AIIB，强烈要求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不准参加，结果没成功。AIIB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代表国际秩序划时代的变化。英国第一个背叛美国，接下来法国、意大利、德国也跟着背叛。韩国很想参加但不敢参加，等到美国的传统盟邦都参加了，它就赶快跟进，否则扛不住压力。澳大利亚最后也搭上末班车，成为创始会员国。今天留在AIIB门外的只有一个美国最忠实的跟班——日本。

我可以跟各位预告，5G的世界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美国用全部的力量封杀华为，但是这个联盟会被一一破解。因为这是一个趋势，这不是当下有多少实力，而是未来最可能的机遇，德国默克尔总理的思路很清楚，欧盟不应该是美国的跟班，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不轻易在中美关系上选边站，她独排众议，拒绝了美国要求德国禁止通信营运商采用华为5G设备的强烈建议。意大利即将与中国正式签署参与“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特朗普*府用了所有最难听的话和最恶*的威胁，但阻止不了意大利。这就是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

年发表的一篇有关西方民主面临的挑战的文章很重要，它的标题叫“动摇的迹象”（“TheSignsofDeconsolidation”），作者是罗伯特·福阿（RobertStefanFoa）和雅斯查·蒙克（YaschaMounk），他们指出，曾经被认为是最牢固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治体制已经出现合法性危机，而且很严重，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并且在年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民主季刊》（JournalofDemocracy）。这篇文章非常震撼，非常有争议，该杂志的两位主编戴蒙（LarryDiamond）与普拉特纳（MarcPlattner）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处理福阿和蒙克的稿件时很犹豫，因为他们的观点冲撞了所有过去从事比较*治学特别是民主化研究学者的一些结论，也挑战了他们的核心信仰。过去西方公民对民主体制有各种不同的排斥、疏离或者不信任时，他们都有一套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叫作“批判性公民”（criticalcitizens）。因为西方的公民太挑剔了，他们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他们对民主体制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不满、失望或者是期待破灭，但这不是民主的危机，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好现象，是健康的表征。

但是这两个作者提出了很多非常尖锐且难以漠视的经验证据，太难用“批判性公民”这样一个假设去化解。这篇文章在《民主季刊》内部经历了多年以来的最长时间争论，最终在一年后刊登出来。为了求慎重，这两位主编要求所有的编委都表达看法，我是编委会的一员。我强烈主张应该刊登。不过为了平衡这篇文章，他们还是找了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一位很有名的*治学者，也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的创立者，请他临时写篇文章来平衡这篇文章的观点。这篇文章一刊出来就引起巨大的回响。不只在学术界，在西方整个精英圈子中都广为流传，很多报纸、社论里面都引述了，而且认为这是个警惕，不能忽视。

《民主季刊》创刊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一篇文章能够在出版后六个月内被引述无数次，打破了所有的纪录。所以接下来，他们两位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因为既然第一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争论，表示这个论点有它的价值。他们的第一篇文章登出不久发生了很多事情，当然最突出的就是特朗普赢得共和*的初选，在众人完全惊讶且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他又打败了希拉里，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他代表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经济排外主义，所有美国社会*治中不正确的标签都可以用在他身上。一个反民主体制的民粹人物居然能够当选，这意味着这篇文章点出的暗流的确存在。特朗普的当选证实了他们文章中所指出的未来的可能性，这种*治人物对民主*治带来的损伤可能是非常恶劣、非常严重的。

所以现在美国*治的内部冲突比几年前要更为剧烈。前一阵共和*和民主*在国会严重对峙，以至于美国*府关闭。福阿与蒙克的文章举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在调查中，问美国老一辈的公民，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之下是否是非常根本或者非常重要的。数据显示，在曾经经历过“二战”的美国公民里面，回答“是”的比例有72%，可是在我们称为“新千禧年世代”的公民中回答“是”的比例只有30%，那么大的差异让他们非常惊讶，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人居然不觉得生活在民主体制下很重要。

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现在的民主体制都是那些资本家和富人主导的，对一般群体来说，很多权利和利益都受到漠视，这种民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他们的感受非常不一样。欧洲国家也都出现了剧烈的社会震荡而且还在持续，最近最有名的就是“黄马甲运动”。熟悉西方过去*治发展史的学者就有了非常深层的担忧，巴瑞·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治学者，也是研究全球金融史的一位权威学者，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他在几年前就已经看到这个趋势，所以他在一本重要的书重新发刊时与同事迪龙（BradfordDeLong）合写了一篇新序言。那本书就是美国前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分析经济大恐慌的起源的书，后来重新刊行。在这篇新序言中他们说，此时此刻重温这本书，它提供的血淋淋的历史教训特别有意义。他们很担心，欧洲现在正在回到年，因为当时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对立，极右和极左的冲突冲垮了很多国家的民主体制和基本的社会*治结构，法西斯*权能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等国家兴起。他们认为这个历史不见得绝对不会重演，虽然现在也许离那种危机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一些迹象已经出现。在中国，虽然就业压力很大，但毕竟不是面对一个年轻群体失业率高达35%的社会。而3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高达30%或者35%以上在很多欧洲国家是多年的常态。所以他们认为那就是一个*治激进化的温床。一些年轻人二十几岁离开校园，10年里都找不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他们怎么可能不否定他所生活的社会体制？

斯蒂文·列维斯基（StevenLevisky）和丹尼尔·齐布莱特（DanielZiblatt）这两位教授是美国研究民主化问题和威权*体转型问题的后起之秀，他们说：“我们花很长时间研究了民主化与威权转型，没想到研究的结论居然有一天也可能会适用于美国。”所以他们写了一本书——《民主是如何死去的；历史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未来》（HowDemocraciesDie：WhatHistoryRevealsAboutOurFuture），在特朗普上台后就出版了。也许他们是危言耸听，但他们是在提醒美国人，其实美国民主已经开始步入危机状态，这本书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以上我举了这些例子来说明这是非常特殊的历史巨变时代，这些变化大部分都不在过去主流社会科学的想象之中，也不符合理论框架的预期，那当然就可以看出，我们过去的很多理论知识积累，虽然不是全错，但是它有高度的局限性。所以面对这种剧烈变动，它经常是非常无助和彷徨的，或者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依循的框架，或者是缺乏可以用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的途径。比如说像—年的金融危机，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反省，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可以预见它？而且大部分的经济学家还紧守着核心假设不放。他们认为市场自身会达到充分均衡，市场价格就是反映市场当前信息的均衡。因为所有讯息市场都能充分利用，所以是一个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如果是这样，怎么会出现那么严重的资产泡沫？怎么会让“有*资产”在全世界资本市场泛滥？如果市场能够最有效地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那么资本是一个非常稀缺的核心经济资源。

所以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当前西方民主体制本身面临合法性危机，很多主流*治学、比较*治学的理论框架也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怎么解释中国。中国最近40年快速地兴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让十几亿人经历快速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这也打破了很多原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假定中国是一个小国家，那无所谓，就算有这么一个例外，对理论冲击不大。但偏偏中国是一个人口占全世界19%的巨大国家，一个中国的兴起等于几十个国家的兴起。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山东省就面积而言在欧洲是第一大国。欧洲还有比山东更大的国家吗？没有。德国也不到1亿人口，中国有不知道多少个大型城市在欧洲都是第一大城市。因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其实没有多大，远远比不上武汉、成都和重庆，更比不上深圳、北京和上海。

不能解释中国，这个理论显然不能说它错，只能说有高度的局限性，它有巨大的漏洞、破绽或者不足。西方在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上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个困境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一个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过去所依循的科学哲学理论。

先谈预设立场。多数西方学者普遍都接受一套基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自觉地遵从这种意识形态预设立场，这是一套信念体系，这一预设立场是牢不可破且很难改变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假定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社会体制一定是最优秀、最先进的。任何一个体制，如果对个人的自由选择，可以提供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尊重的话，这一定是最好的体制。不论是*治体制还是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更是如此。所以要给消费者最大的选择自由，要给每一个从事投资的、储蓄的人购买各种不同产品的自由选择权利。要让所有的机制都尽可能符合这一准则，企业和消费者都有完全独立自主的选择权。结论就是私有制是最好的，市场经济也一定是最佳的一种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对人的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本能上就会追求效用极大化；市场是一套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它会自动达成均衡。西方经济学对这个核心假设绝对不会放弃，他们信奉哈耶克这些人如同信奉基督耶稣一样。民主也是尊重公民的自由意志与*策偏好表达，所以必然也是最优秀的*治体制，一定会给多数人创造最大的福祉，产生最高质量的公共治理。这套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价值观，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群体中根深蒂固。对于对这套观念深信不疑的学者而言，当前西方出现的治理失灵问题与体制合法性危机是不可思议的，—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是不可思议的，有些非洲国家会去借鉴中国发展模式同样使很多人无法接受。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群体普遍采取的另一预设立场就是西方中心世界观，这与上述的自由价值观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他们相信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就是一直循着实现个人自由的大方向前进的。可能很多人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世界观这种预设立场。就是以西方经验来判断文明的进步与落后，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已经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发展水平，所以跟它不一样一定是落后的。因此，他们预期所有这些非西方国家，不管从什么起点开始，慢慢可能都会殊途同归，会模仿、借鉴，最后逐渐向西方模式靠拢。当然，这种信心现在已经慢慢被动摇了，不过这种立场仍将长时间存在，不管是西方主流*治人物的论述还是很多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有这样一种不自觉的假设。那也没有错，可能在过去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中西方的确是主角，它们主导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预设立场现在面临巨大的困境，从这个前提出发所产生的很多观点都值得被检讨。

再看重要的知识困境的源头，即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依循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也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这是知识活动的指导原则，就是根据怎么样的程序与判断标准去建构可靠的知识（reliableknowledge）。当然西方学者都相信自己是按照科学知识的建构原则从事知识活动的，也相信科学是在人类过去所有知识活动里面最有可能让我们得到可靠知识的一套方法、一套程序、一套标准。我要指出的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在这个源头上也出了问题，战后依赖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家的所谓科学知识建构程序，其实并不符合自然科学家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普遍遵循的原则，因此而产生的知识一定会出现偏差。可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家还标榜自己是最符合科学的，完全没有自省与觉悟，这就是所谓的“国王的新衣”。它认为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普遍信奉逻辑实证主义，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套科学哲学理论早已被科学史学者以及科学哲学界所扬弃。

所以我说逻辑实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披着“国王的新衣”。它们还以此为标榜，认为自身实践的是真正科学研究的一套路线和途径。跟随它们才是科学的，不跟随它们的就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如果真正了解过去三四十年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理论发展，则会让人感到大为惊讶：“你在说什么？”你讲的那一套科学研究标准已经被抛弃了，你还把这个衣服披在你身上说你这个才是科学的唯一标准，太荒谬了。还有一种典型的“国王的新衣”，是现在为很多经济学家所诟病的“黑板经济学”。“黑板经济学”是指经济学家做出一些个体层次的核心假设，然后推演模型与公式。设定一些情境，比如多元博弈等情境，然后求一个极大化的解值或者是恒等式的解值，这就是他的理论。所以黑板从头写到尾都是数学，这就是“黑板经济学”，至于说对个体行为的一些基本的预设，到底是不是跟真实世界对应，并不重要。这个理论得到的结论跟真实世界是否能在证据上紧密地对接，也不重要。只要能够把公式的内在逻辑非常严谨地展开，而且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境中，然后得到一种过去很多人没想到的数学均衡解或极大值解的结论就可以了。现在这种理论建构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治学本身。当然不是说*治学都在走这条路，但是有不少*治学者以此为学习对象，就是他要把*治学变成“黑板*治学”，跟有一些经济学家从事纯粹数学演绎的“黑板经济学”一样。然后他们的核心前提都差不多，就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基本的预设。最简单来讲，理性选择或者效用极大化就是对行为的一种基本的预设。

讲得严重一点，这个就叫作不接地气的社会科学。一个不接地气的社会科学没有和真实世界紧密连接对照，事实上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自然科学不可能纯粹地在一种数学逻辑的演绎里面得到自然科学的理论。因为那样的话，即便自身是科学的，也可能是一种装扮，为什么呢？事实上，现在有太多的科学哲学理论和科学史研究都已经很清楚，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严重误解了什么是科学知识活动的本质，当主流社会科学全盘接受逻辑实证论的指导，就是问道于盲。我这样讲，可能很多*治学者会跳起来说这是颠覆性的说法，但是我要跟各位说，如果接下来各位能阅读一些材料，就会知道我绝对没有夸张。

在美国的很多校园里，很多人质疑追随“黑板经济学”的“黑板*治学”，其实各种不同的反思跟质疑早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就此起彼落，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过去认为是难以想象或几乎不可能的。最近在美国新世代年轻人里最流行的一个概念，叫“新千禧年世代社会主义”（NewMillenniumSocialism）。“新千禧年世代”指这样一代人，在他们的成长期跨进新千禧年的时候，可能正好是念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他们多是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代出生的，现在也就二十几岁，顶多三十多岁。美国和欧洲这个世代的公民，居然有一种很普遍的*治观的改变。图1很有趣，就美国全国的样本来看，接近60%的人是拥抱资本主义的，但也有不少人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新千禧年世代”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居然超过了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标志，的确在“新千禧年世代”群体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遭遇到了非常大的质疑。

今天美国*坛上最鲜明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Ocasio-Cortez），她在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上有几百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