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1]
哈耶克著朱海就译
年的价值理论
人们通常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是经济理论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那些从该理论已确立的结果开始认识它的人，经常会发现为什么很多早期的思想家都看到，W.S.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利昂.瓦尔拉斯几乎同时重新发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思想，[2]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特别地为什么由门格尔所建立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两代人的经济理论。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详细地论述“客观”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之间的区别，这种为人所熟悉的“区别”常被不充分地表述为“对立”关系。
由于价值明显地是某些事物或服务所拥有的属性，从拥有它的特定物体的性质或属性中寻找它的决定因素就自然而然了。这一方法在物理科学中证明是成功的，因此，人们预期有同样价值的物体也会有其他“内在的”共同属性似乎不无道理。当然，决定性的因素可能不在物体本身中找到，而是在人和物的关系中找到，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观点。自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甚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个物体要拥有价值就必须有用和稀缺就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3]但是，这一思想很少被系统性地坚持（现代理论最伟大的早期预言者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Galiani）年的《货币》（Dellamoneta）尽管可以看做是一个例外），[4]也没有看到与价值相关的不止是人与特定事物或一组事物的关系，而是事物在整个目的-手段结构——人们据以决定如何把可支配的资源配置到不同用途中的整个计划——中的位置。
很大程度上，正是沿着这一路径来思考价值问题，即通过耐心地分析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之间不同类型的可能关系的经济选择的特征，才最终出现一种价值解释，使门格尔和他的学生的研究这么快就有效。尽管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对老的价值悖论的解答仍然是对的，但是由于最现代的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它们被掩盖了。另外，这些经济学家只是把效用悖论的解决看作是一个预备步骤，他们的目的是快速地从中出来，以从事自己的主要工作，即解释交换价值（valueinexchange）。另一方面，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眼中，核心的任务是充分分析“与交换的可能性无涉”的价值的条件，他们对这一问题是如此之强调，乃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去澄清对他们的一个误解，即认为他们相信边际效用对价格提供了直接的解释。[5]当然，它所解释的主观价值只是迈向第二步，即价格理论的第一步。
在欧洲大陆，自加里亚尼(Galiani)以来，“连同稀缺性在一起的效用”（utility-cum-scarity）方法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在诸如孔狄亚克（E.B.deCondillac）的《商业与*府》（Le
